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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难时代来临家庭赡养将不堪重负

2018-11-09 18:21:11

  “养老难”时代来临家庭赡养将不堪重负

  “养老难”到来

  传统的家庭赡养不堪重负,养老机构服务紧俏、一床难求;继幼儿园“入托难”之后,“养老难”又浮出水面,大幅增加养老设施和服务投入已是当务之急。

  一位92岁的老人瘫坐在月坛街道敬老院宽大走廊的轮椅上。他嚷嚷着想站起来,旁边的护工随即用力把他架起,只让他的脚沾沾地,之后又松手让老人瘫坐下去。

  老人已经失去行动能力,加上重度老年痴呆,终日需要护工照料。“如果不送到这里,我们一家人根本没法对付。”85岁的老伴王老太太无奈地看着这一幕。

  在老人身边,还有20多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,大多已不能说话或行动。一些老人插着鼻饲管,低垂着头颅,目光呆滞。

  这所专业护理院要照料50位失能老人,但仍无法满足护理院所在社区的需求。这个敬老院常年都有50名老人排队等待入住。

  不论是乡镇集体所办的养老院,还是市属的福利院,北京的公办养老机构一律满员。即使是收费高昂、定位于中高端群体的北京太阳城银龄公寓,近日也只剩下两间空房,“过了这周末来,怕是就没有了”。

  3816家养老服务机构、61823张床位,无法满足京城226.6万老人的养老需求。北京一所普通街道敬老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,一位老人一般要等两年左右,才轮得上一张空床,“只有等走了一个,才能进来新的。”

  不独北京,在中国各大城市,养老院一床难求。截至2009年底,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达到1.67亿,约占总人口的12.5%。其中,80岁以上的老人1899万,失能老人达940万,部分失能老人约为1894万。

  社会显然没有做好准备。“一个失能老人拖累一家人。”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评论。多年来家庭小型化的趋势,以及现代化背景下“空巢”家庭的激增,传统的家庭赡养早已不堪重负。

  在不少社会学者看来,大幅增加养老设施和服务投入已是当务之急。目前,“十二五”规划的31个专项规划已经基本敲定,等待国务院的批准。其中出人意料地挤入了一个“冷门”——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。这也是这个项目首次正式进入国家的五年规划。

  据了解,规划将明确中央到地方各级的财政资金投入。中央一级的资金规模在百亿元,对中、东、西部则按一定比例进行补贴,终数字及比例尚未敲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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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养老缺口

  2009年,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达73.05岁,人均寿命的增长必然伴随人体机能的老化。虽然全国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目前尚不满3000万人,但随着老龄人口基数增加和寿命延长,数量还会持续增长。在杨团看来,养老服务的提供,可以比做正反两个金字塔:需要养老服务的老年人口结构是正金字塔,失能老人只是顶端的部分;向老人提供的养老服务则应该是一个倒金字塔,顶端的那部分老人需要提供多的关怀照料。

  然而,理论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巨大落差。截至2009年底,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38060个,床位266.2万张。从国际经验来看,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养老服务机构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在50张-70张。在中国,65岁以上的老人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不过23.5张。保守估计,养老机构的床位缺口数量在300万以上。专业的护理人员更是奇缺。全国所有机构的护理人员仅有20余万人,而拿到护理证的只有2万多人。

  按中国的传统,对老人的照料义务,更多是由家庭承担,但家庭的扶养能力却几乎达到极限,不得不借助于社会机构和服务,这越发加剧了社会养老服务的短缺。

  家庭形态的变化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推手。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至今已有30年。代独生子女的家长已步入晚年,中国正全面迎来“421家庭”时代,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和抚养一个孩子的家庭格局日益成为主流,负担极为沉重。

  同时,当前城市化大潮下,人口流动、家庭小型化也大大冲击了家庭旧有的代际抚育功能。民政部及中国老龄委数据显示,城市老年人“空巢”家庭的比例已达49.7%。而在农村,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,老人、孩子和中年以上的妇女在家留守几乎成为常态。据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2008年在山西、陕西、甘肃农村的调查,7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过一半得自己照顾自己,或由配偶照顾。即使家庭成员尽到照护义务,赡养质量也常不尽如人意。来自社科院的一份《融入社区健康服务的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护服务研究》显示,传统家庭照护标准低,专业性差。在农村的农忙季节,家人对老人的照顾容易被疏忽或中断,身边无子女的老人更易被忽略,甚至一些子女在身边的老人还遭遇弃养。

 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费立鹏曾透露,农村老人自杀率高于城市老人5倍,农村自杀人数比例占中国自杀人数的90%。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亦在一个公开会议上介绍:“中国农村老人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到5倍。”在湖北京山地区,甚至出现了自杀屋、自杀洞。相当多一部分老人因为患病,不愿拖累子女,选择老屋或荒坡、树林、河沟,安静地自我了结。

  拮据的社会化

  家庭照顾的缺位,以及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,社会的支持和介入变得必要而紧迫。而赡养成本的提高,又令家庭不堪重负。

  上述《融入社区健康服务的中国农村老年人照护服务研究》显示,高龄老人不仅需要问安式照料,即经常性探望,还需要生活照料、康复保健方面的服务。对于老人的照顾者来说,长年照护失能老人也容易产生身心压力和慢性疲惫,他们则需要一种替换性的服务,或是日托服务。根据国际经验,失能老人中还有相当部分需要入住机构,入住机构率普遍在3%-5%。而相较于中国老人的养老金水平,这些服务无疑都显得昂贵。

  按照护理标准,机构收住完全不能自理的卧床老人,与护理员的配备是2:1,基本不能自理的老人与护理员的配备是4:1。杨团根据有关调研粗略计算,人员工资加上护理院住所的设施设备、材料、老人餐饭等,每月仅成本就在1200元以上。在一线大城市,收费则更加高昂。前述月坛街道敬老院严格坚持非盈利准则运营,老人每月的平均收费也在2600元左右。

  这已经超出了绝大部分老人的支付能力。根据2007年15个省份的城镇住户抽样调查,享有固定养老金、离退休金的人员,不到55岁以上老人比重的30%。而为制度所覆盖的人群,所能享受到的待遇也不高。《2009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显示,目前全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月人均水平不过1200元,且仅惠及4700余万人。

  在广大农村地区,没有社会养老金的老人更高达90%。2009年,中国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(下称新农保)试点。截至2010年6月底,全国有1697万老人领取了待遇。

  试点之初,新农保待遇十分微定制西服公司
薄。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,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。其余则按个人账户中的缴费累积,多缴多得。即使在基础养老金标准甚高的北京,其每月发放标准不过280元。

  据北京大学和中国老龄科研中心2006年对全国上万名高龄老人跟踪调查,正是由于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的缺漏,69.9%的老人主要经济来源依靠子女及孙子女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学者孙炳北京工作服厂家
耀表示,养老服务的需求,正是随着平均寿命的增长才出现,但“我们对养老制度的设计,还在基本的物质生活方面,而对照顾服务这一块没有考虑”。

  鉴于养老机构的紧缺现状和收费偏高,加之居家赡养的传统思维,不少老人仍执着于居家养老。但针对居家养老的入门服务,也不便宜。

  在率先实行“无围墙养老院”模式的汽南社区,社区中的月坛街道敬老院向居家养老的老人们提供专业的上门服务。其中,居家服务每小时收费8元,而日间照料则需根据老人身体状况定级后再额外收费。“上门服务的需求不集中,覆盖面有限,现在护理人工费又高昂,能买得起上门服务的老人寥寥无几。”曾担任汽南社区居委会主任的王士良老人告诉本刊,很多有需求的家庭还是选择雇佣保姆。但保姆毕竟不专业,且“价格也不低、要求多,服务质量却不高”。

  孙炳耀进一步解释,中国老年人普遍贫困的状态,意味着养老服务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,这也直接导致养老服务市场发展迟滞。许多中低收入家庭在养老面前无一例外面临这样的困局:优质资源定价不菲,让其望而却步;与之支付能力相匹配的一些低价养老院则质量低下,虐待老人的事件层出不穷,有的甚至不能达到政府所划定的办院条件,是为“黑户”;而享有政府补贴从而以较低价格提供优质服务的公办院数量有限,人们十分渴望,却一床难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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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应明确政府

  不过,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、曾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,并不认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人们常说的“未富先老”。“中国人均GDP跨过3000美元大关,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。”在王振耀看来,国家的富裕,应该反哺这部分老年国民,增加社会福利投入。

 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闫青春也表示,在市场、第三部门都无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,政府作为一道防线,要承担其相应的。

  不少学者认为,在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,中国政府对社会福利政策定位不明,既无法以“福利国家”的姿态提供民众无力支付的社会服务,又缺乏刺激社会化供应的政策手段。

  中国政府对养老服务的承担,首先体现在举办公办养老院上。碍于有限的财政资源,公办养老院的定位为救济性福利单位,仅承担救济城镇无生活来源、无劳动能力、无赡养人的“三无”老人和农村五保户的职责。

 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,中国政府推行一系列福利社会化的政策,以期引入民间资本而扩大供给。与此同时,本承担着救济之责的公办养老院也在“社会化”的浪潮中向市场开放,以市场价格收住普通老人。因其享有大量政府补贴,在市场竞争中占据着天然的优势,公立养老院逐步演变成拥有特殊地位的市场主体。

  正因如此,近年来各地纷纷将公共财政投向收费较高的高端养老物业,作为投资方的地方政府则可从中出售经营权或获得分红。这样的改革,并没有使公共财政的阳光惠及普通老百姓。

  如北京的汇晨老年公寓被称为政府投资建设的惠民工程,但其收费十分高昂。健康型公寓的,床位费即在每月4350元;护理型公寓加上护理服务费,的一档是每月4980元。如此高昂的收费,将普通老人拒之门外。

  鉴于此,政府财政加大对贫困、失能老人的转移支付,在民政部、老龄委等部门也多有共识。前文所述“十二五”养老规划的草案,确定了“政府主导,多方参与”的原则,整个体系以居家养老为基础,社区服务为依托,机构养老为支撑。保障的重点对象为失能老人、半失能老人和低收入老人。规划当前的提法,政府的职责定位于制度规划、筹资以及服务监管方面,同时打破行业垄断,渐渐开放养老市场,鼓励兴办养老机构,通过公建民营、民办公助等方式增加市场供应。此外,推进国办养老机构的改革,以及体制、机制创新。

  “政府主导,在政府。但并不是政府包干。”王振耀强调,在整个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中,民间组织和民营资本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  这意味着,政府要从过去惯常的投资运营者的身份,转为向养老服务的供方和需方提供补贴。但孙炳耀强调,要让补贴补到位,不但需要明确补贴方向,还必然需要大量调研、测算,包括有效需求的分析、需求的缺口及补贴西城工装定制
的额度等。而现在,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,都缺乏扎实的研究,也难以提供科学的数据。

  据王振耀介绍,事实上,以加强政府投入为核心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,已经规划了十年,却是“十年起步,起步十年”,始终未能成为现实。一个重要的原因,即在于对养老服务缺口缺乏科学的测算。孙炳耀担心,尽管在老龄化的压力及社会各界的推动之下,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终“挤入”“十二五”规划,但由于相关测算的缺失,这也只能是一份原则性的规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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